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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教师职业的可贵之处在于做“人”的工作
中国教师报：作为校长，学校管理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要做好本职工作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您为什么还要搞文科实验班，并且亲自当班主任，而且还兼任语文教师？
李建国：在当前盲目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背景下，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缺乏能够适应社会的足够的知识和本领，他们除了读书考试以外，其他能力就很少。
再具体点说，虽然我们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了不少知识，很多人也考取了很好的大学，但是整个高中三年，他们的学习大多比较被动。很多学生都是被老师、家长牵着走，他们很少有自主的选择，也很少有机会去表现自己。另外，我们学生学得比较片面，知识面比较狭窄。他们除了拥有课本上那可怜的一点知识以外，对其他的知之甚少。还有，我们学生的学习生活很枯燥，甚至于很痛苦。
2002年以来，我反复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学生的个性应该得到张扬，知识面应该拓宽，学生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应该加强，学生应该有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从学生走向社会以后的情况来看，他们缺乏一些基本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对于历史，对于社会，对于这个世界表现出无知和偏见，其价值取向也是被扭曲的。在这样一个国民背景下，中国要完成现代化伟业，要按照我们宪法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国家，我们还没有做好“人”的准备。我们培养的高中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公民”是个中性的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对于每个国民的基本要求。
中国教师报：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您认为您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吗？
李建国：当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总要有人去做，一点一滴地去做。我们没办法改变社会，也没办法改变全局，但是，我以我的想法、我的做法去影响几十个学生总是做得到的，或者范围大一点，去影响我的学校，也是可能的。我们职业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做“人”的工作，我们看到“人”的变化和进步，这可能比获取其他财富更加令人高兴。
近几年，我们在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成绩主要仍停留在知识、技能、行为和管理的层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我们在学生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解决这些问题，难度和风险更大，需要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打一场攻坚战。这就需要实验，需要有先行者，需要有人去承担风险。所以，我们就想搞一个文科实验班，我想我是最合适的班主任人选，因为我比其他老师多一些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我去做了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我们能不能不只是对学生的叁年负责
中国教师报：您想通过这个实验班解决什么问题？
李建国：这个实验班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能否让学生学得主动一点，不被动；第二，能否让学生从单纯的被管理者、被教育者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第三，能否让我们的学生不仅具有知识的优势、考试的本领，还具有实践的本领，以及思想和价值观的优势；第四，能否让我们的学生通过丰富的、生动的、多彩的校园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快乐和幸福，并且学会为他人、为社会创造快乐，创造幸福。
我做实验班的目的是想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去培养我的学生，乃至我们福田中学的全体学生。我期待他们不仅能够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发展，还能够主动地设计自我，设计人生；他们不仅以优秀的成绩考取理想的大学，还能够具备终身发展所需要的习惯、方法、意志、理想和价值观；他们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与家园，而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并为此奋斗终生；他们不仅能够对自己负责，而且能够对他人、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他们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讲忠孝，重诚信，行仁义，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坚守自由平等的理念，珍惜自己的权利义务。一句话，他们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一定是文明中国的合格公民。
当然，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我们要遵守职业的道德，要为学生的现实考虑。高中生考大学天经地义。我们要对学生的三年负责。但三年以后该谁负责？我们能不能负责得更全面一点？或者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不只是对学生的叁年负责？同时，也对学生未来30年或者更长时间负责，我们能不能为学生的发展，尤其是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教师报：经过这三年的努力，您认为您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
李建国：三年来，通过实验班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实验正在逐步显现它的价值。我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或仅仅为了提高升学率，我的想法是让升学率保持正常水平的情况下，让学生获得其他方面的优势。现在看来，这些优势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它包括我们学生的习惯的优势、视野的优势、思想的优势、价值观的优势。他们现在正在接近我所追求的合格公民的那些要求。
高考成绩离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还很远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学校都声称自己是在搞素质教育，其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你们为什么把公民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
李建国：大家都讲素质教育，其实各有各的具体内容和价值取向，而公民的定义比较确定。我们就是培养“公民”。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合格的公民除了具有比较好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外，还需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法制精神、责任意识、权利意识与先进的价值观等。
有人说国家教育方针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有人说还要加上两个字，“德智体美劳”。但我认为“德智体”也好，“德智体美劳”也好，都概括不了公民所应有的含义。
“16班现象”是什么，就是自己把自己管好。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谈得上责任、人格、民主、法治，等等。我们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文精神的教育，一定要让学生很好地建立起个人和他人、个人和自然、个人和历史、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学生才可能有广阔的视野与未来的眼光，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
我经常讲这么几句话：搞好高考，是教育对现实的回答；而真正让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做一个在将来法治社会中有健全人格的公民，这是理想，而教育必须要有理想。
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合格的乃至优秀的公民，福田中学是平民学校，我们不想成贵族，但是，我们要做一个优秀的平民。
中国教师报：很多校长也承认素质教育是好的，应该推行素质教育。但他们认为素质教育与高考是相互矛盾的，在升学率的现实要求下，他们不得不搞应试教育。
李建国：我并不认为升学率与素质教育一定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问题是，人们在功利的驱使下，往往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只管眼下的事，不管未来的事；只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不管虽然隐性但意义深远的事。这样一来，我们学生的缺憾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现在的许多高中毕业生缺乏主动发展的精神，缺乏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缺少足够的个性，缺少动手的能力和实践的本领，缺少自学的习惯，缺少思想，缺少方法，缺少冒险精神。一句话，当我们沾沾自喜于一串串闪光的高考数据时，我们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任务，远远没有履行我们应该履行的责任。我们离教育的真谛和本质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离素质教育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
除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考试能力外，我们的学生还具备什么？或者说，面对未来，经过我们的教育后，他是否具备了一个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素质呢？再进一步说，学生面对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智慧去迎接这些挑战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的学生，在相当的程度上，没有实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全面发展。
不要把高考和新课程对立起来，不要说新课程最大的障碍就是高考
中国教师报：很多人反对课程改革的理由是课改会影响高考成绩，您的这些改革不仅没有影响高考成绩，反而大大提高了高考成绩。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李建国：新课程和高考矛盾吗？不矛盾。只要我们认真领会新课程的精神，认真改进我们的课堂教学，真正实行教学民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只会促进高考成绩的提高。高考不是考全部所学内容，但我们不能考什么就教什么。这一方面不符合课程改革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因为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学科的知识是可以相互迁移的，各学科知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只会让学生学得更扎实，更全面。
最聪明的办法是，无论那些时髦的名称怎么变化，你都把你的理念、你的追求放到里面去，又安全又时髦。许多问题都可以用你的良心、你的智慧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说课改不存在着失败的问题，不存在达不到目标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朝自己的目标前进，每天都是成功的。要坚信我们的做法！因为我们是凭良心办事，是按规律办事的，所以不会错，不会不成功。
不要把高考和新课程对立起来，不要说新课程最大的障碍就是高考，或者说高考问题不解决，新课程就落实不了。没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呢？新课程里面存在对高考有用的东西，这是矛盾的吗？肯定不矛盾。新课程里面高考不考，却对学生终生有益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教啊？你良心何在？新课程里面明显高考不考，对学生又没多大好处的，对学生终生发展也无益的内容，你为什么还浪费时间，不把它扔掉啊？
所以真正从本质上理解了新课程，就一定会促进高考，提高高考质量。反过来讲，高考质量提高了，一定是课程改革的必然结果。
当然，不是课程改革方案一出来，教育现状就会立刻“旧貌换新颜”，社会和人们的那种传统的、习惯的力量将长期持续，教育既有的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能够改变的。我是一个课程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但这与刚才讲的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借着这个新瓶子，装进自己的酒。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在新课程的理念下去追寻真正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真谛。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要基本文明形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课程改革都是对过往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渐变，以往课程实施中有用的东西可以继续使用，把新的东西加进来就行了。不变的是我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不变的是我们对理想教育的追求。
调整和理顺师生关系是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
中国教师报：中国的学校管理和其他行业一样，常常采取一种严压狠管、严防死守的方式，结果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冲突。这背后实际上是对人的不信任和敌视，这种心态和管理方式与“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格格不入，也完全违背了新课改的精神。
李建国：的确如此。对于学生，我们长期都主张管得很细很严。起床、早读、早操、课间操、晚自习……老师什么都管起来。而这些事我基本上不管，而是让学生自己管自己。虽然只是偶然去看一看，但效果并不比别人差。
早操有20多个老师背着手站在后面，没有必要，有一两个老师巡视一下就够了。还有其他许多方面，一贯是由老师包办的，能不能改一下呢？
事实上，学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自我管理这一条，我们实验班是“三权分立”——制度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评议委员会。每周的班会多数情况是学生自己来。学生当中总有犯规的，对于初犯者，我们要求他讲一个遵守纪律的故事；或者做一件对班级有益的事情；或者帮助一个学生进步；或者为班级做一件好事；或者自觉地参加一次体育锻炼。学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惩罚，这样一来，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就慢慢消化掉了。
有时候严过头了，反而不好。现在学生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老师觉得不对的，认为是错误的，有时不一定。因为我们的年龄以及成长生活的环境不同，我们的价值取向和学生有差异，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变。我们认为是“问题”的那些问题，往往更多的是性格、爱好的问题，而不是道德、纪律的问题。
中国教师报：也就是说，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
李建国：对！只有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只有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只有真正落实学生在学习中的选择性与主动权，只有真正鼓励学生自由地思想并尊重他们在自由地思想中所产生的所有创见，教育的真谛才有恢复的可能，而这必须以平等的民主的师生关系为前提。
高分低能、缺乏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甚至道德缺失、信仰缺失等是对高中生的常用描述。如果这些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那么原因何在？除了广泛的社会原因之外，就学校内部而言，扭曲的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学校考虑更多的是学校的名声与学校的发展，有多少人更多地考虑学生的利益？教师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业绩（表现为学生的分数），有多少人可以从容地将学生三年的进步与终身的发展统一起来？
现实的这种取舍所导致的必然是师生的不平等与教育的专制。于是，统一的模式代替了个性的发展，功利的追逐代替了科学的精神，僵化的标准取代了自由的思想，眼前的利益淹没了客观的规律。在这种状况下所教出来的学生不可能有主动精神，不可能有社会责任感，不可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可能独立思考，不可能有创造性，不可能有宽阔的视野，不可能有个性！
所有的话语权都在老师或学校手里，学生没有话语权。他们的意见、愿望、想法得不到正常的反映。这样，久而久之学生就不说了。从此以后学生不敢挑战师长，也不敢挑战任何权威。他们会认为，所有的大人物说的话都是真理，现有的所有规则，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学生都循规蹈矩，没有人敢标新立异，没有人敢改变现状，没有人敢违背常规，没有人敢对不同的东西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怎样去培养学生的个性，怎样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怎样让学生去探求真理？
所以，调整和理顺师生关系是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什么时候师生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的、平等的、民主的状态，什么时候课程改革就有了成功的希望。
中国教师报：您如何看待新课改对于师生关系的调整？
李建国：比较起以前的改革，这一轮课改强调教学民主、师生平等，强调师生共同进步，强调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张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创见。
假如我们都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的权利，我们就会发现学生身上的每一处闪光的地方，发现学生潜在的才华，然后扶植他，帮助他。在这基础上，这个学校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不管给它什么样的学生，它都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大的发展。它所自豪的，不再是比人家多了几块奖牌或者有高升学率；它所骄傲的，一定是学生在这所学校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快乐而充实的生活，以及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品质。这一切将让学生受益终身。
正本清源，为的是追求一个“真”字
中国教师报：在当前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绝大多数人一门心思抓高考升学率。高中课改无疑比初中和小学更加困难，常常吃力不讨好，因此大家往往应付一下就完了。您为什么能坚持三年做下来？
李建国：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职业操守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反省我们是否遵循着教育规律，我们是否找到了教育的真谛。普通高中教育必须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必须不断地端正办学思想，必须真正地贯彻素质教育的精神。我们的社会，这么多年来正是在一些最基本、最常识的问题上失去了真实。因此，正本清源，为的是追求一个“真”字。
李建国，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深圳市福田中学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有30多年重点中学教学和学校管理经验，曾任湖北荆州中学副校长、梅林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现任深圳市中语会副会长，主持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课题和深圳市重点课题的研究，有多篇教育论著发表在省级、国家级报刊，主编《素质教育与全员评价》、《中学生EQ活动课程》等论著。
